看到這裡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化為模型,可以協助我們簡單思考並理解內容吧。
德國在這次的疫情中,和很多國家一樣,反應慢很多。而德國就在最近的報導中,說出他們已經負擔不了了,報導文末,竟然出現此護理人員謙卑地請求,希望給長期接觸武漢肺炎的醫護人員每天檢測是否受傳染。

還特別讚賞,德國這樣才是民主法治的榜樣,台灣的種種不便民措施,沒有法源依據,幾近獨裁了。過去他們可以藉口說,只有共產獨裁的國家才能做到滴水不漏,民主國家就是自由可貴,防疫漏接,是理所當然,而台灣讓他們的謊言完全破功。那是農曆過年時,一個武漢來的無症狀中國女子到德國公司交流而造成的確診。有自信的人民,應該在艱辛的時刻用自己的手輕拍自己另一邊肩膀讚賞自己。這樣宣佈出來的武漢肺炎傳染病,全校師生當然也就完全不會嚴肅看待。
德國總理說了重話,如果我們不遵守與人相處的安全距離,自己恣意去探看長者,我們都有可能要在這一波疫情中,失去親愛的家人。這句話說到重點,德國文武百官大家都在猜。但「封城」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26日在記者會上引用專家會議建議說,「就是一種採取在幾週時間內封鎖都市、強制禁止民眾外出,及要求販售生活必需品以外店家暫停營業的措施」。
東方樂園公司(Oriental Land)因應疫情,2月28日宣布從2月29日到3月15日暫時閉園,暫訂3月16日開園。但疫情延燒,3月11日宣布延長閉園到4月上旬。日本如果真的要封城,大概只能像籲請停課一樣,由政府及首長出面「籲請」,並由民眾及業界配合「自肅」(自我克制)來達成。日媒分析,法律上難以做到封城,只能靠政府籲請及民眾配合達成。
東京有可能「封城」嗎? 美國網路媒體《BuzzFeed》日文版報導,小池23日在記者會上首度提到「東京封城」,雖然衡諸全球已有國家實施封城,但日本在法律制度上有可能封城嗎? 小池在23日的記者會上說:「根據疫情未來發展,有可能出現不得不採取封鎖都市、也就是所謂的封城等強力作為。日本東京都不少民眾上週末無畏疫情外出賞櫻逛街,沒想到從23日起疫情連4天創新高,讓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打危機牌盼喚醒危機意識,避免走向「東京封城」。

英國雖然公布禁止3人以上的聚會及禁止外出命令,但因為法律制度未完備,讓英國警方在相應作為很傷腦筋。《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東方樂園公司今天二度宣布延長閉園,暫訂4月20日以後重新開園,主要是因為相關單位持續籲請避免舉辦活動。不過,封城其實根據每個國家的法律體系,而出現差異極大的因應方式。東京單日確診連續4天破新高,東京都政府:每天270萬通勤族「非必要不要來」 (中央社)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拋出「東京封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封城將對經濟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
東京迪士尼封園、三大賞櫻公園都關閉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負責營運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及東京迪士尼海洋的東方樂園公司今天表示將延長閉園,暫訂4月20日以後重新開園。那在日本又如何?小池25日在記者會被記者問到如何封城時並沒有明確回答,但26日晚間在電視節目上則說,「日本要封城在法律上有困難」、「為了不招致那樣的結果,希望大家配合防疫」。日本東京「COVID-19」(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確診人數在過去幾天內快速增加,直到昨(26)晚間10時,已達到259例,位居日本第一,而且其中4成「感染源不明」。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要求市民本週末避免「非必要的外出」,三大賞櫻公園也都關閉不開放,「請明年再來賞櫻」。
日本東京都政府今天也宣布,封閉境內上野恩賜、井之頭恩賜及代代木3個都立公園內部分賞櫻步道,到賞櫻季結束為止。另外,位於大阪的環球影城主題樂園,也在昨天宣布延長閉園到4月12日。

日本內閣府新型流感等對策室負責人受訪時說,封城未在特別措施法的設想範圍內,所以無法據此封城。日本政府日前公布《新型流感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法,讓首相取得面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公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法源。
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說,現階段還不到公布「緊急事態宣言」的地步,假設病例數增加,特別是無法追蹤感染途徑也增加時,會聽取專家意見做出適當判斷。這裡可以用2月27日安倍「籲請」全日本高中以下學校暫時停課為例,這種措施是安倍基於政治判斷做出的「籲請」,雖然並無法律強制力,但仍有高達99%學校配合停課這次疫症卻暴露了一旦社會停擺,首先倒下的就是是金融(美股至今已經歷史性地三次熔斷),而人們重視並且仍願意消費的,都是生命尤關的基本物資:食物、家用消耗品、醫療衛生用具等。擱筆之時,剛讀到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也提出,政府應該考慮參考英國,補貼工資,這實在是一個好的開始。反而真正重要的,是保障企業不大規模倒閉,工人不大量失業,做成長期衰退。這是資本和活生生的個體的生命的非此即彼的對立。
[2]Payers of last resort指由政府支助周轉困難的企業付人工,換取企業不炒人,甚至代付一些企業的必要開支。[3] 說這合乎所謂的經濟理性,是因為兩位作者指出,其實短期的衰退必定來到,派錢其實都不能鼓勵人們出門消費。
[1]若果相比外國的做法,特區政府的措施卻顯得保守了,外國更大膽的救市做法,實在值得我們參考。疫情嚴峻,人人自危,減少外出消費,經濟不免受沉重打擊。
如果有甚麼時代的經濟真的是「做大個餅,所有人受惠」,70年代前的西歐和北美國家大約當之無愧:那時工人的工資和老闆的利潤都齊頭並進,短短時間就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建成發達經濟體,法國人至今仍稱這為「Trente Glorieuses」,意即「黃金三十年」(1945-1975)。兩位跟《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長期研究合作的經濟學教授早前在英國大報《衛報》執筆評論,提出疫情之下,最合乎經濟理性的「救市」做法,應該是政府作為「payers of last resort」,而不是一面倒的向企業減稅、減息、借貸,甚至不是派錢。
「全民基本收入」的一個重要邏輯,是令僱員不必擔心一旦失去工作,就手停口停,最受惠的當然是弱勢受僱者,尤其是零散工和(假)自僱的工人。明明這就是很左翼的手段來。在是否應該對大陸封關以外,這真的是一個值得成為抗爭議程的東西:不是派錢,而是派糧,救市,也救人。也許確實到了危機時刻或緊急狀態,於是理論與實踐的距離有時竟可以變得這樣接近。
他們的評論主張自僱者都可以向政府申報,換取類似的收入保障,現實政府是否可以做到這一步則還待分曉。這個構想在近年歐洲和北美愈來愈受到政策討論重視,被視為是步向人工智能逐漸取代人類勞動的未來的一個重要社會轉型方案。
政府也不能容許這些產業倒下,因為他們就是國家防疫的倚靠。但救市以外,這其實也是很進步的社會政策,因為這近乎是變相實踐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是部分政府重拾了上世紀70年代政府作為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而在70年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政府有保障全民就業的經濟角色,曾經是政策共識:以打工仔的工資帶來的mass consumption ,承托企業的mass production ,因此也變相保障了老闆的利潤率。財政司司長早前就公佈香港的救市抒困措施,金管局減息,政府亦向企業推出免息貸款,並「呼籲銀行業界抱着同舟共濟的精神,盡力配合本港企業對資金周轉的需求」。
在英國,這竟是由右傾的保守黨政府去動手做,尤其令人感到歷史的吊詭。於是所謂經濟理性(甚至國家理性)就和社會正義帶點巧妙地重新走在一起:政府有了誘因繞過金融,直接介入保障基本消費(工人)和生產(企業)。過去與未來,這些都彷彿是離我們今天很遠的東西,竟乘著危機就送到了眼前。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消費變成由金融借貸(譬如信用卡、住房按揭) 而非工資收入來支撐。
但似乎這個還未進入香港的政策討論的視野,至少政府希望救市的焦點還是企業,而不是僱員,或者說,仍不是為了救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打工仔作為消費者的經濟角色不再重要,於是連帶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都接連被老闆階級和政府壓低和支解(保障全民就業的共識就是在這個時候打破)
政府也不能容許這些產業倒下,因為他們就是國家防疫的倚靠。[3] 說這合乎所謂的經濟理性,是因為兩位作者指出,其實短期的衰退必定來到,派錢其實都不能鼓勵人們出門消費。
打工仔作為消費者的經濟角色不再重要,於是連帶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都接連被老闆階級和政府壓低和支解(保障全民就業的共識就是在這個時候打破)。但救市以外,這其實也是很進步的社會政策,因為這近乎是變相實踐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是部分政府重拾了上世紀70年代政府作為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